开篇序言

2008年的中国，拐点正在到来。

政治周期与商业周期的双轮调整，将再次将中国带入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

我们预见到，变革的呼声将响彻整个商界。

我们力图抓住主脉，去勾画中国家具业未来的道路和轮廓。

这15个关键词，有的令人激动，有的令人沉思。

但它们共同影响着中国家具业的未来。

卷首语

拐点与转型 ：

2008年的中国，拐点的信息正在释放。

在中国，政治周期的变动，往往会带动商业周期的变化。这是30年以来，中国商业经历过的最显著特征。一个很强大的背景，是中国政经背景的变化。其最明显的特征是，90年代以来，资本与政权强势结合的时代正在得以修正。胡温时代，执政者的思路开始走向寻求社会利益的平衡。

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那个十年，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迎来了跨国公司、资本。这种澎湃的外资资本入华浪潮，与本土的民营资本一起发力，让中国迅速进入全球的供应链和市场，迅速整合了自己的庞大的人力和资源，崛起为一个制造业大国。

但很多时候，一个时代的政策或体制就像一个钟摆，当它太靠近左、或右，必然出现向中间的回归。因为，到达了极致，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甚至弊端，必须调整。这个拐点的信号，已经传递了出来。至于其效果，尽管基于中国的国情和运行状况，会有一些波折,但如果假以更长的时间段，可以看得相当清晰。

我们看到，第一个显要的特点是政权对资本和权力的节制和平衡。相当明显的状况是代表执政者和社会意愿的法律密集落地，诸如反垄断法、新劳动合同法、物权法、环保法等等，尽管，会有种种不完善的看法，但这是前面的十年不会出现的新情况。“劳方”越来越获得法律和国家意志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包括“环境”这样在以前发展中往往被牺牲的“弱者”，现在也置于法律的底线上得到保障。和谐的提法，蕴含的政经精髓就在这里。其中的含义，无异是在讨论一个生态系统，如果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趋势不能减缓或扭转，就是整个生态系统崩溃的结局。而对于一个社会，就是社会的动荡。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特征是，世界市场的力量对于中国曾经粗放的增长方式的平衡。尽管，世界市场还是以极其强劲的胃口吞吃“中国制造”，但同时也越来越以严格的壁垒和标准来阻击或迫使“中国制造”升级。

第三个长趋势启动，就是任何一种发展，现在都不能像10年以前，可以根本不顾忌环境问题，不顾忌舆论，不顾忌所在地居民的意愿。

一句话，所有以前公司世界发展中，可以毫不顾及社会和环境成本，自由支取社会“红利”的经营性行为，都将面对前所未有的阻力，以此作为公司世界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将不复存在。

基本的事实相当清晰，一个资源无限供给的时代正在结束，或者成本很高。因为，你所认为的便宜要素都正在变得并不便宜。那种便宜本来是得益于中国市场形成中的特殊体制。就是在相当的程度上，中国的资源和要素分配并不完全交由市场决定。这才形成了价格的失真。在一个时代大的拐点，逐步清晰到来时，所有这些曾经扭曲的价格机制会以报复性的增长，加以恢复。

资源导向的发展，正在变成能力导向的发展。20多年来，中国公司盛行的市场机会主义和资源主义模式，并被其左右的局面将发生真正的改变。那些只是踏上GDP高速增长的顺风车，而在市场创新、管理和品牌价值上，毫无建树的庸碌市场行为必将得到惩罚。所谓的“转型”就是这样的本义。

中国家具业尽管以非主流的姿态，在“中国制造”的格局中积累了20多年，实现了产业规模，并获得了在水面以下运作的“自由度”，但这样的转折趋势，就如你在海洋中遭遇深海中的巨大洋流一样，必然会被卷入巨大的漩涡之中。

关键词：地域中心争夺战

诸如谁是北方家具产业中心，这类带有悬疑、争议的问题，正在2007年浮出水面。而在未来，区域中心争夺会陷入热烈的状态。

其背后是三大力量强力加入：谋求战略布局的家具企业，雄心勃勃的地方政府，还有略显隐身的商业地产。

对于中国市场战略布局，在家电、电子等行业已经于前10年完成、并转向苦心经营海外市场品牌战时，中国家具业才迎来了这个全国性战略布局的热潮。对于始终过度被国际产业链驱赶和国家产业政策催熟的电子业，这个浪潮来的晚了些，但也来得正当其时。

在前面20多年，中国家具业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实现了产业地理、商业地理的初步布局。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带，这一标准的中国发展梯度，形成了自己的格局。但在这样一个布局中，企业只是按照其资源禀赋，在一个相对可控的半径内，形成了自己的结构。但随着竞争的激烈，对市场资源争夺的需求，企业以前所未有的自觉状态，为获取更大的消费市场，更强的战略资源，也前所未有的实现了市场和地理空间的重新布局。北上、南下、东进、西进，已经不是什么只停留在规划方案中的“箭头”。在行业内曾经热炒的所谓“南资北移”，也不过就是其中的一个支流。

此时，一个特别重要的背景，是地方政府态度的变化。那些曾经一直在争夺电子和汽车等所谓热门支柱产业的地方政府，正在改变一度不把家具业放在眼里的态度，曾经在电子和汽车上“重型化”的政府，正在试图将“轻型化”的家具产业纳入自己的政经体系，作为其塑造“区域品牌”的新产业。尤其是那些在争夺IT、电子等热门产业已经毫无机会可言的区域，这样的产业政策正在以相当的力度推行。在四川成都、山东临沂、河北、江苏等地正在发生的事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这些透过招商引资政策和土地资源等吸引产业资本的风潮，正在影响中国家具业的产业布局。

家具业这个在中国从来不会被排入所谓战略产业的行业，现在正在中国获得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这包含的意思相当清楚，当人们还是把过多的眼光投向家电、IT、汽车、房地产等所谓热门产业时，就是不管是否列入国家的战略产业，一个4000多亿规模而且还在高速成长的产业，已经显示了自己的份量和前途。而其成长为万亿规模的产业，也并不是什么奢望。只要中国继续在其巨大增长的轨道上前进，中国人必将其获得的财富不断用于改善自己的家庭生活，而中国的家具业必然是首当其冲。

之前，中国家具业没有列入战略产业，没有被列入扶持产业，好处就是这个行业在比较纯粹的市场经济的规则中成长；但中国家具行业是一个高度分散，混杂，严重缺乏领先企业和品牌整合、提升的行业，也是不争的事实。前面20多年的产业成长，更多的只是搭上中国崛起的顺风车，战略竞争的基础并不牢固。因此，对于处于战略布局中家具企业，也往往容易被自己过多的欲望所干扰，在真正的决策上，反而可能偏离了全国战略布局的本义，被招引自己欲望的决策所俘获。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商业地产。应该说，中国目前是一个被地产改变的时代，其影响已经无所不在，更不要说其引发的巨富效应，对这个时代的财富观影响巨大。而商业地产的概念和操作的泛滥，已经深入到家具业。相当多的地产项目，需要更新的“产业包装”，以求出路。而探究10多年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产业政策，也绕不开土地这个比较核心的要素。便宜的土地资源让很多寻求扩张的企业怦然心动，就此决定了自己布局的落点。但很多时候，对于真正有志于全国战略布局的企业而言，地产的心态是一个陷阱，是一种极端的占有资源心态，他们应该对于自己的战略更有远见，对于自己欲望的扩张更加审慎。

关键词：少壮派

这并不是一个以单纯的年龄划分派别的关键词。它所囊括的主题是中国家具业将由新的力量、新的梯队，来完成整个产业和公司价值的升级。这不仅是自然新陈代谢之道在人类任何组织中的显现，而且也是与中国30多年改革史相伴随的中国商业史不可违抗的规律。即使诸如柳传志这样30年以来中国企业界强人代表，也已经完全将联想集团的产业交由“少帅”杨元庆打理，从而步入其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完全转入联想控股所进行的对中国传统产业的投资，享受数十年以来人生和商业经验带来的新的高度。

少壮派登上了中国商业和企业革新的历史大舞台。在IT、互联网界，这已经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对于中国家具业，这样方兴未艾的产业，有活力、有锐气而且有操作能力的少壮经理人和创业家，已经越来越集结成新的改变行业格局的力量，他们来自相当不同的教育、社会、商业背景，没有局限在行业本身。这一批人已经具有相当的地位和操作能力，但对于未来的事业，有更大的激情，期望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成长，对于产业和行业的变革有天生的共鸣。这让他们能够迅速抓住中国和世界变革的潮流，与目前不断进入中国家具业的新势力一起，突破那些行业看起来无法改变的结构和困境。

少壮派登上舞台的一个特别紧迫的背景是，中国家具企业还没有完成清晰的代际交接。这个宏观上事关整个产业发展后颈，微观上事关数以万计企业的管理现实的大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面对的时候了。对于第一代创始人和企业中的CEO，他们大多在1980年代创业，现在已是50多岁的天命之年。他们的特点是理论程度低，但捕捉机会和实战的经验比较好，崇尚的是行动。他们开山辟路，筚路蓝缕，在一个家具业根本不被重视的时代，以其朴素的商业哲学和坚韧的市场战，将中国家具业带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时代，在“中国制造”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代人中对于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守护，让中国家具业成为全盘西化时代，为数甚少的还有中国文化底蕴的产业。应该说这些人物对于公司和社会事物的处理已经都有了一套稳定的方式、方法。但整个产业竞争的局面，公司发展的阶段，都出现了深层的问题，这都需要他们以更大的激情和能力去面对，但他们已经在个人身体、状态和才能上遇到瓶颈。这让他们处于矛盾的状态之中。而与他们结合的同代经理人实际上也处于这样的状态中。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企业状态临界点，处理的清晰、到位，就往上提升，否则就是往下沉沦。

少壮派登上舞台的另一个背景是中国家具业正在经历的职业经理人化。尽管，中国商业由于其短促、高速的发展，无法完全克服在中国阶级斗争史中形成的人性和道德的恶性痕迹，形成可信的超越血缘的信任纽带（这是中国商业要解决的最难课题之一），甚至在更早进入成熟期的家电行业曾经出现经理人与老板的“恶斗”性事件。但职业经理人管理公司的世界潮流毕竟不可抗拒。过度沉溺于家族制控制的企业管理思维，最终将企业带入一个停滞的陷阱，失去了最宝贵的人才资源。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兴起，最终将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带入了越来越可以衡量和预期的理性时代。这是完成原始积累不久的中国家具企业提升自己结构和水平的机会。

少壮派兴起的另一个背景就是新势力不断“侵入”家具业。在中国家具业达到其基本的规模和质量之后，越来越引发行业外力量的进入潮流。这种力量有来自其他产业力量的，有来自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这些新势力野心勃勃地带来了其利益的诉求和规则，这正在搅动家具产业，而在这股风潮中，少壮派会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少壮派兴起的另一个背景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变化。这一代人从其出身的时代开始，就身逢开放的大潮，视野和经历都比较开阔，尤其是在发源于美国的知识经济和互联网的狂飙浪潮下，他们看到了创造价值、分享价值的未来世界。看到了股权模式所催化的无穷商业创造力，而不能再忍受旧的以资源控制和权力垂直控制为唯一的模式，他们也决定不重复老一辈经理人的经历。一旦股权开放的天花板牢不可破，就决定立即投身于自己创业。而开创自己的事业也越来越成为时代的风向标。实际上，这也是目前家具业很多老牌企业成为行业“黄埔军校”的原由。

股权变革的呼声将响彻整个商界。实际上，一些家具企业正在以股权激励的纽带来召唤更多的职业精英加盟，面对这场正在升级的产业战争。

但我们一定要看到，少壮派的兴起，本身就是在这个行业的主要矛盾显现的时候到来，所以一定遭遇不少冲突。这也是代际交替的一个铁律。

当然，一切也取决于解决方案是否高明。制度是否完善。哲学是否入心。

俗话说，境由心生。对于领导者而言，最难的就是放下和舍得。王石在其壮年，最终开始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旅程。但万科却在职业经理人团队的支持下，由新领导人郁亮的带领下，攀越了房地产业的一个个高峰。这同样来自心灵的修为。人生的激情与喜悦，可以投射到市场的征战和领导团队的呼风唤雨，也可以在自然和社会的其他领域开花结果。应该顺应自然之道，不要贪恋权力、贪恋位置，陷入中国传统的权谋哲学中不能自拔，这些贪念最终会损害企业，也损害自己。另外一个方面，少壮派也在发挥自己的事业激情时，能够得一点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厚的做人做事的功力来化解代际交替的摩擦，也能慎思、自省。

做大,做老大

无容置疑，中国家具业已经是在一个硝烟四起的“战国时代”，分封割据的“春秋时代”已然结束。

在这样变动不居的世界中，“一统江山”的冲动，往往会在企业精英的胸中升腾。他们看到了一个行业完成集中度，一个行业洗牌时机的到来。而家具业在跨上中国崛起这样巨大的“商业周期”后，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用不少精英的话说，就是20年走过西方产业100年的路程。这样的速度和宏大向上的“商业周期”，使商界对于未来充满乐观的预期。这与“战国时代”日渐加深的竞争一起，使“做大”、“做老大”成为一种选择，也成为这个行业最强的声音之一。家具业仿佛也正在进入中国其他产业曾经经历的“争霸战”。

的确，如果把商业竞争只是理解为某种动物世界规则的翻版——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那么，“做大、做老大”，似乎就是一个天然的选择。因为，只有最强者才可能在这样的竞争世界中生存下来，并继续繁衍。但问题是“大”和“强”是不是一个同义词？这的确也是纠缠了中国企业界20多年的一个幽灵般的问题。

而对于中国家具企业来说，“做老大”的商业冲动，究其深层原因，依旧囊括在略现宏大的产业追问之中：

这个产值4600多亿的中国行业，这个据说正在与家电、IT、汽车并列为中国第四大产业的行业，为什么只是在与美国激烈的贸易战壁垒下才引起关注？

这个正在成为全球家具“世界工厂”的国家，为什么没有诞生诸如宜家这样的“强势”品牌和企业？

这个产值4000多亿的中国行业，为什么没有诞生足以为整个产业指路的标杆企业或模式？甚至即使在规模上也没有诞生可以达到整个行业百分之一的企业？

毋庸置疑，最近两年在 大西洋 (行情 股吧)两岸的对华反倾销“坚硬”的贸易壁垒面前，在中美大国战略博奕的舞台上，中国家具业第一次获得了产业高度的关注。在国人意外感受到其海外竞争力时，这个号称产值4000多亿的产业，实际为数以万计的企业分割的事实，却再次印证了“世界工厂”式竞争力的庞大而脆弱。

面对巨大的产业与“弱小”的公司之间的反差时，业界习惯以“散、乱、差”的行业特点，来回应本土家具业为什么缺乏代表性企业的追问。这自然，也让“做大、做老大”成为一个产业的时代强音。

但如何在一个世界变成整个系统的“强者”，这自然是与价值观相联的问题。中国商界有时候觉得这样的思考太虚，当下最津津乐道的是热热闹闹讨论商业模式的竞争，仿佛只要抓对一个商业模式，天下就搞定了，但说实话，最持久的商业模式，如果没有商业精神作为指引，能存在吗？在20多年的中国商业史中，中国的企业界往往盛产两种类型的企业，饥饿型的企业和肌肉型的企业。前者，在短缺时代造就的心态，什么都想吃下去，什么机会都想抓，当然也都能发财，结果就放纵了自己的胃，让胃代替了大脑和心灵，最终变成一个相当虚弱的“庞然大物”。另一种特别重视肌肉，用硬邦邦的肌肉，争强争霸。这种缺乏内在价值的“大”和“强”，不仅最后累及自己，而且最后会累及自己的周边环境。这个结果，相信商界的精英已经看过了太多案例。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宜家成为全球家居业标杆的内核，就很有启发。我们简陋还原一点宜家的创始人英格瓦·堪普拉德是如何做到这一步，就基本还原了一个理念，“让绝大多数民众以他们负担得起的价格，买到物美价廉的日常用品。这是与真正所谓民主息息相关。”所以，“民主化”是一个相当恰当的商业哲学，它让设计，功能，价格“三位一体”，并在1976年《一个家具商的誓约》中凝聚为一种公司教义（宗教）。

坎普拉德“民主化”家居商业模式的成功，并非现代商业史上伟大但孤立的事件，反而只是现代商业中那些高扬商业精神的瑞典部分，正如乔治·伊士曼将胶卷“民主化”，使摄影成为一个平民化的事件，亨利·福特使普通人拥有了汽车，在空间上解放了一个个落后的国度……直到最近的IT和互联网浪潮中，在每一个桌子上都有一台PC的商业梦想……Ebay式的全球自由市场的梦想：每一个人不论出身，甚至不论身体的是否残疾，都可以在这样的电子商务市场上实现交易。

我们发现这些具有一个完整生态结构的商业思想，最终很强有力的统帅了商业模式，并使其纯粹，达到了经营的可操作和管理的可控，最终又促使其商业精神更深入的扎根，这样的正循环，最终使它们成为一个时代的企业标杆。

所以，对于中国家具业那些雄心勃勃的精英，在走向建立更强大公司的过程中，如果能从单纯的胃的饥饿扩张和肌肉的扩张中走出，回归一点心灵和大脑，明澈自己的商业精神，能够有所舍得和放下，就能走出“做大”的陷阱。

绿色：

在中国家具产业的主要驱动力中，"低环境成本"曾经是构成其“低成本竞争力”的要素之一。然而，日益高企的“绿色壁垒”，使得中国家具企业在此方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007年，一名山东东营3岁女孩脱光的头发，不仅将红苹果家具放到了舆论的烈火中烘烤，也在中国家具企业心中烙下了深深的痛。

红苹果意外遭遇的“甲醛门”事件，使得家具企业的“环保”问题，成为社会的焦点。而板式家具掀起的甲醛风波，不仅引发了行业质监风暴，也迫使家具企业重新审视“绿色”法则。

甲醛门和质监风暴只是“绿色”法则在国内市场唤起的波澜之一，反映了国内消费者日益高涨的绿色要求。而在市场和政策层面，日益高企的绿色壁垒，导致曾以“低环境成本”构成成本竞争力要素之一的家具企业，面临着必须付出比以往高得多的绿色成本的严酷现实。

最源头的挑战来自原料。木材告急是家具行业上个年度遭遇的头等大事，我国是一个木材需求大国，每年都存在1亿立方米甚至更多的年均缺口总量，大量依靠进口。而在木材需求不断增加时，进口途径却遭遇了更高呼声的“环保”要求——缅甸、泰国、俄罗斯等木材出口国，纷纷对森林的砍伐采取了更严格的监督和限制，提高木材出口关税，限制木材出口。国内外双向夹击的环保要求，导致木材产量锐减，供需矛盾尖锐，使木材价格上升至少20%以上，促使家具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而这种情况，预计在2008年还将进一步凸显。

绿色壁垒还成为挡住中国家具出口的强大屏障，出于对中国家具出口强劲的担忧，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我国木材产品提出森林认证（FSC）要求。此外，2007年6月起，欧盟实施《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制度》（REACH法规），作为化工产品的下游产业，家具制造业也受到严重影响。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已足以对家具企业构成致命威胁。但不幸的是，这种屏障还在不断筑高。近期，经济发达国家相继颁布法令，计划大幅提高家具行业标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颁布法律文件，明确要求未来将家具产品中的甲醛限量降到德国E1标准的一半左右；日本不久前颁布的F****（F4 Star）标准，也比欧洲标准严格很多，并计划于今年8月份强制执行。据分析，估计一向对环保要求严苛的欧洲也不可能甘于落后，很可能在短期内制订新的标准。

在一定程度上而言，西方国家设置的绿色壁垒，可以说是中国威胁论的体现，目的是对强劲的中国家具出口加以遏制。由于其中更高的技术因素，这是一道比配额高得多的门槛。而多数是个体私营企业或者中小型企业的中国企业，对绿色壁垒，一是不知道，二是做不到。对于这些企业来说，绿色壁垒往往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再加上国内外环保因素双向夹击造成木材短缺、国内绿色要求进一步觉醒、国际绿色壁垒、一度以“低环境成本”构成低成本竞争力的中国家具企业，面临的是一个高度前所未有的绿色准入门槛。

此外，让行业深感雪上加霜的是，2008年，家具企业还面临两个潜在成本——可能开征的资源税和环保税。

不过，最艰难的时候，往往蕴藏着新的机会。在行业前所未有地“受制”于绿色时，对于具有远见的企业来说，绿色也是一个巨大的商机，这将是未来的业务增长点。突破了这个壁垒，一定会获得更大的回报。

已经有先行的企业们在开拓绿色商机上取得进展，比如中国家具行业代表品牌Ｉ＆Ｄ理想空间，已经通过德国最为严格的检测标准，将产品供应给宜家、同志社等国际家具业“巨无霸”；深圳伟安的“小马天地”儿童家具也以自有品牌将环保的产品打入欧美市场，这意味着这些企业顺利打开了欧美市场的通道，它们将会在环保要求最严苛的市场上，完成“绿色就是金钱”的转换。

而对于更多仍在绿色漩涡中挣扎的中国家具企业来说，必须意识到， “低环境成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世界范围内，曾经属于边缘话题的环保主义，已经演化成主流的趋势，顺应这一潮流，绿色法则将是今后一道必须要遵循的法则,也将是未来的利润增长点。

越南:

风水轮流转，在世界工厂的版图上，越南将成为一个新的据点吗？

新加坡家具商人詹姆士•柯说：“越南的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一半，而生产力基本一样。”实际上，这也是很多中国家具企业正在考虑的问题。

对于正面临着产业升级选择的中国家具企业来说，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去选择一个新的低成本的洼地，第二是选择一个高附加价值的领域。而在低成本洼地方面，越南在正在显示出其难以抵挡的吸引力。

越南最富有的是劳动力，在8400万的人口中，30岁以下的占三分之二，25岁以下的占二分之一。有数字显示，在中国深圳，工人月工资平均水平为123-509美元，越南胡志明市为122－206美元，胡志明市为深圳的一半，若以法律保障最低月工资算，则深圳为103美元，胡志明市为44.12美元。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只是越南的吸引力之一。

业内人士曾为大陆家具企业算过在越南和大陆投资环境一笔账，分别以深圳和胡志明市作为中国大陆和越南的代表，以土地为例，在深圳，每SQ㎡土地租赁成本为3美元，胡志明市为0.15美元，为深圳的1/20！

除了这些表层的因素之外，越南更深层次的吸引力，来自于政策和制度层面。自1986年实施“革新开放”的二十年当中，越南不断从观念、制度上创造自身对外界的吸引力。由于在改革的重大理论原则和步骤问题上，越南模仿了中国的模式，取得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1990-2006年，越南GDP年增长率超过7%，在亚洲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2007年，这一增长率有望达到8%，2008年为8。1%，而且，趋势还将保持下去。日本权威研究机构野村总合研究所指出，大湄公河流域经济圈将成为未来十年当中，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而河内的写字楼房价已高过东京银座地区。

越南的“革新开放”效应的收效是显而易见的，从出口商品的变化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个趋势。大米和咖啡曾经是越南最大宗的出口农产品(行情论坛)，但现在与纺织品相比，这已不算什么。鞋的出口也超过了海鲜。而另一个快速发展的出口产品，就是家具。目前，家具在越南的出口商品中位居第五，仅次于原油、纺织品、鞋类和海产品。2007年越南的家具出口额已增长了49%，达19亿美元，越南木材与林产品协会称，该国的出口产品已销往世界80多个国家.

针对家具产业，越南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促进发展，其中包括，把家具产业发展纳入国家主要的发展项目规划；实施投资鼓励政策，鼓励国内外投资商加盟家具产业和林业部门；此外，还对能增加出口额和开拓新市场方面的企业给予奖金奖励。

一名来自国内的家具商说：“越南的土地便宜，人工也便宜，增值税全部退税，甚至于企业发生的任何环节，生活日用品，所买的卫生纸，所吃的饭，所有的间接税，只要产品出口，只要公司是做出口的，全部都退。”

越南成为新兴的投资市场，这要得益于正在显现的全球第四次产业结构的调整，每隔二十年左右，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就要发生一次。二十年前，中国借机崛起，成为世界工厂。风水轮流转，二十年后，承接由中国沿海地区转出的产业，美国彭博社已经预言，越南将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不过，从来没有一个地方，会是只有机会没有挑战。越南当然也不例外。廉价的劳动力，可以使一个国家轻易地进入到全球供应链，但想要呆在里面，只有廉价的劳动力，显然远远不够。

在越南开设分厂的一家东莞家具企业，就遭遇到了困惑，工人熟练程度跟不上，而且一到下班就作鸟兽散，想要工人加班，给钱也不干，何况一下班，工厂里连人都找不到了。

劳动力成本虽然远低于中国，但越南家具业从业人员的文化程度、纪律性，和可快速培训成为熟练技术工人的能力，却仍然需要打上几个不小的问号。对比目前中国劳动力的技术熟练和高效率，显然并不在一个层面上。

这只是问题之一，基础设施的短缺，是另一个致命的短板。中国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室主任翟崑认为，投资越南的风险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进军越南的外国企业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电力不足。即使是在经济最发达的胡志明市，每年也有10亿千瓦时的电力缺口。

网络通讯也是一个问题。在深圳，网络设定费为48美元，超过60小时，21美元，超过120美元为38美元，胡志明市的网络设定费则为149.13美元，是深圳的3倍还多。

对家具产业来说，更要命的是木材资源的短缺问题。由于很多国家已经颁布了限制原木出口的禁令，在过去的三年内木材价格飙升了30%～40%。越南国内的木材资源只能满足其20%的需求量，其它则主要依靠从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高价进口。在过去两年，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出口国印尼与马来西亚已经停止出口锯材，结果导致越南木材原料紧张。不少家具公司不得不在世界其它各地寻求木材资源。

需要考虑的问题，还有相应的配套产业和物流设施，这些方面，越南也明显落后于中国。

越南的时代来了吗？它会带来哪些新的机会？和中国的时代会发生怎样的撞击？2008年，显然还不会带来答案。不过，无论对于中国家具企业和产业，都必须准备好面对一个迅速崛起的越南。对于企业来说，需要思考的是，越南的企业会不会抢夺我们的市场？要不要搬到越南去？或者在越南设个分厂？ 对中国家具产业来说，问题必须去到更深的层面。如果家具产业的重心转移到越南，中国家具业在世界产业版图上的位置究竟在哪里？中国家具业在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集群在生产转移的同时，能不能在价值链的高端，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寻求到新的出路，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本文来源：家具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