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焦虑，专家发问，而政府也在积极地出面应对、澄清。

　　在资源告急、人民币升值、生产成本日益上涨的大背景下，珠三角企业到底有没有外迁？外迁有多严重？他们是“连根拔起”彻底迁出，还是扩张性外迁重新布局生产环节？

　　今天，本报特别推出大型报道《珠三角企业外迁真相调查》，以回答上述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一路高歌猛进的珠三角制造，眼下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产业涅磐。

　　 一方面，是一些鞋企关门、玩具厂歇业、塑料生产线远走他乡；另一方面，是世界500强不断入驻，越来越多的企业研发中心落户……本报记者近三个月来的调查表明，由于企业优胜劣汰加速，珠三角这一“世界工厂”，如今正面临产业转移、升级换代的痛苦转型。

　　企业优胜劣汰明显加速

　　仿佛是一夜之间，珠三角的产业转型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舆论的焦点。

　　话题从珠三角的一些企业关闭开始。最引人瞩目的，是东莞一家叫“常登”的鞋厂，鼎盛时期曾有数千名员工，但去年底却关门大吉。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介绍，集中在珠三角的五六千家制鞋企业，目前已关闭或面临关闭的，至少有一两成。

　　成本上升被认为是此次“鞋企风波”的主因。东莞一位多年从事制鞋的企业家向记者分析：人工成本较六七年前上升了五成，原材料则上升了两三成，再加上欧盟的“反倾销”，很多企业无力再撑，或关闭，或选择迁往成本较低的湖南、江西。

　　不仅仅是鞋厂关闭。同样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家具、玩具、仪器仪表、塑料、服装等，也相继被爆出搬至内陆省区，甚至远走越南、柬埔寨。香港工业总会预计：珠三角数万港资工厂中，今年将有10%停产，“比率可能是20年来最高的”。

　　多位珠三角研究专家表示，一直存在于珠三角的企业优胜劣汰趋势，去年以来已明显加速。

　　“大量外迁”或言过其实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

　　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东莞科创投资研究院院长林江就认为，被传闻关闭的相当一部分企业，只是由于成本上升暂时歇业，走不走，“企业其实仍在观望”。

　　统计数据更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对竞争激烈的珠三角来说，企业的生死存亡早已是一种常态。以东莞为例，1978年以来共批准3.3万家企业，但现仅存1万家，30年间平均每年有700家企业自然淘汰———按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的说法，2007年东莞关停企业才900多家，“属正常现象”。

　　而广东省外经贸厅在深入珠三角调研后也认为，几个月来一度甚嚣尘上的“企业大量外迁”言过其实。调研显示，2007年广东搬迁外商投资和来料加工企业仅244家，而珠三角目前仅港企就达4.3万家。

　　首次认识到全球化残酷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年年有企业搬迁和关闭，为何此番却掀起如此轩然大波？

　　“珠三角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型阵痛。”跟踪珠三角经济发展近20年的《经济前沿》主编封小云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在全球化浪潮中一直顺风顺水，但今天却第一次认识到全球化的残酷。

　　30年来，以欧美日及亚洲“四小龙”为雁阵的全球产业转移，至少经历了三波浪潮：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以服装、制鞋、玩具为代表的轻工业；90年代中期之后，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IT业；而2000年以后则是重化业。

　　由于区位、土地、劳动力等比较优势，珠三角顺利抓住了前两波产业转移，从而也实现了从桑基鱼塘到轻纺、从轻纺到IT的两次产业升级，由于各项资源的相对充裕，“旧的不去，新的照来”，珠三角几乎没体会到转型的任何痛苦。

　　“但这次转型却大大不同。”封小云分析说，劳动力成本上升，特别是重化产业所亟需的土地资源限制，让珠三角特别是深莞等核心工业区，已不可能再无门槛地接纳外来投资。

　　怎么办？腾笼换鸟。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

　　对作为投资高地的珠三角来说，走了麻雀，能否引来凤凰？对作为“世界工厂”的珠三角企业群来说，大量中小企业外迁，是否会中断产业链？而对这里数以万计的企业来说，如果外迁，几年后是否同样会遇到成本上升的问题？……

　　“在资源告急、人民币升值、新劳动法实施及环境、税收等各项外贸政策从紧的大背景下，所有这些压力、焦灼和选择就会交织在一起。”著名区域问题专家、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认为，对珠三角和珠三角企业来说，这种叠加效应就构成了眼下的“转型阵痛”。

　　产业升级谋求重新定位

　　但浴火往往是凤凰重生的序曲。

　　记者在珠三角调研时发现，从全省到各地、从政府到企业，在产业升级中谋求重新定位，已渐渐形成同声合唱。

　　“合唱的基调，应该是科研创新和建立自己的品牌。”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副院长郭万达博士说，成功的先例，在珠三角本身就可以找到。

　　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就曾因为成本上升，遭遇第一波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工业增加值一度出现负值。阵痛之后，深圳开始崛起华为、中兴、比亚迪和腾讯，而原先的华强北和上步等工业区，也摇身一变为中心商业区。

　　“向产业链上游做研发，向产业链下游做品牌。”丁力分析说，全球化生产，就是一直像候鸟一样，寻找生产成本最低的地区。过去，珠三角曾代表“成本优势”，在顺应全球化浪潮而得益；现在，当我们的成本也上升时，在认识到全球化残酷的同时，更要积累新的竞争优势。

　　转型，已是一种共识。广东省政府和香港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小组。在刚刚举行的全国“两会”期间，省长黄华华指向明确：做好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和升级，首先就是要鼓励企业加大自主创新和科研力度，创造更多的自主品牌。

　　作为加工贸易企业集中区的东莞，当地政府发出“与我们一起转型成长”的呼吁，并从今年开始每年拿出10亿资金，支持企业发展研发和品牌，同时转攻内销市场。

　　事实上，珠三角已开始了这样的悄悄转型。比如跨国公司500强不断入驻，再比如越来越多的企业研发中心落户。有些地区甚至明确表示，要变“招商引资”为“招商引智”。

　　在深圳，号称全球“代工大王”的富士康，也祭出“科技富士康”口号，聘请5000名国际工程师做研发并推出自己的品牌。

　　而一直只有三家上市公司的东莞，由于发展内销市场，目前排队上市的企业达56家。更令人关注的是，2007年东莞企业内销税收首次超过100亿元。东莞市政研室副主任卢汉彪说，“对东莞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

　　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产业升级和转型，曾是日本、韩国和港台地区面临的难题。作为内地产业发展先行一步的珠三角，无可避免的“转型阵痛”，只不过来得更早一些。但更早，也意味着更大的挑战和机遇。

　　人们关注珠三角，人们祝福珠三角。

　　企业外迁引发不安情绪漫延

　　广东省本月对外公布：2007年珠三角外迁外商投资和来料加工企业仅244家。此后，从去年10月开始爆炒了近半年的“珠三角大量企业倒闭外迁”的话题似乎一度冷却下来。然而，媒体报道的数据与官方的调查数据为何相差甚远？珠三角未来有没有企业大量外迁的隐忧？本报记者以“外迁”报道最为集中的东莞和深圳为主要对象，从各方面展开了调查，力图还原事实……

　　企业之游移

　　撤离虽不多 观望却不少

　　即使不外迁 也出外考察

　　企业对倒闭外迁的“感觉”，远远超过政府调查数据所显示的“事实”。

　　去年10月24日，位于东莞东城区的常登鞋业突然宣布停止经营。常登的“闪电”歇业，引爆了东莞及周边地区部分企业自2007年上半年以来因成本上升而陷入经营困局的情绪，随后，企业外迁、关闭甚至逃匿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最终出现去年12月初有媒体报道“广东上千家鞋企关门”。

　　这些都让迷茫与不安的情绪在企业老板中蔓延。目前有1000多员工的东莞跨日鞋业是厚街众多鞋厂中的一家，公司总经理王胜培今年元月底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说，不少同行都在观望。春节前，记者在东莞采访的近十家鞋企、家具厂、电子厂，几乎“众口一辞”地说，春节后将“考虑”撤离东莞。但撤离到其它地方，经营成本会下降吗？新地方可能在土地、租金等方面有优惠，但产业链条是否完善？营业物流的成本会否提升？行业信息是否充足……王胜培说，这些问题，企业都需要面对和权衡。

　　3月14日，春节过后一个多月，记者再次来到东莞，不过这次的采访从制鞋企业的上游———鞋机生产厂家开始。

　　奇峰鞋机公司位于厚街，客户主要是厚街一带的制鞋厂。总经理李国阳说，去年下半年以来，风传一部分鞋厂关闭或搬迁，但奇峰的客户基本上没动。然而，这些客户对增产或更新机器根本就不感兴趣。“他们迷惘，我也跟着糊涂，现在高、中、低鞋机都做一点。”李国阳用一句“雾里看花”道出他目前的生存状态。

　　佛山南海全益制鞋公司是鞋机生产的前位厂家，其近千家客户分布在珠三角各市。3月22日，该公司总经理查芳春说，公司的客户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转移或倒闭，只是其中一些专事来料加工的鞋厂减少生产线，而那些有设计和质量保证的鞋厂反而还增加了生产线。

　　东莞市经贸局副局长罗斌说，有一些企业是在东莞外面增加一套工序，如大朗的毛织企业；有的企业则是有一个车间或项目在外；“连根拔起”彻底退出东莞的企业并不多。记者在东莞几个重要的专业镇也了解到，目前外迁或关闭的，大都集中在某一行业中处于下游的中小企业，而一些行业的大佬大都处于游移观望之中，要么出去考察，要么将生产环节中的一部分外迁。

　　但在这个时候，只要有一家企业外迁或倒闭，甚至到外面办分厂，都会引起上下游企业的“游移不定”，增加“紧张气氛”，罗斌表示。

　　政府之担忧

　　不怕迁的多 怕环境恶化

　　能否闯过关 就在这一年

　　加工贸易产值占东莞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罗斌说，12000家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着东莞的经济总量。

　　据称，当“珠三角大量企业外迁”不断见诸报端后，国务院相关部门曾派出工作组于年前和两会前到广东调查，东莞不少镇区也督令外经贸部门调查

　　清楚到底走了多少企业。虽然调查的数字大大少于媒体报道的，但东莞市外经贸局一位人士表示，政府仍然不放心。

　　在前不久东莞某镇的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上，该镇主要负责人表示，报刊关于“工厂大撤离”的报道并非无风起浪。同日，东莞市一位经济官员私下警告一些镇区的领导说：留给你们的时间就是一年，那些撑起东莞专业镇的企业能否“转向生根”，就在这一年！

　　厚街镇目前有610家外资企业，与之配套的民企也在数百家。厚街镇外经办主任陈锦胜日前对记者说，厚街加工贸易企业外迁的现在还不多，但台资等的“游移”还是让政府担心，毕竟外向型经济是厚街经济的生命线。

　　与厚街毗邻的大岭山镇，截至今年1月底迁出和关闭的外资企业为14家，而该镇拥有约400家外企。该镇外经贸办主任叶锦标说，目前大岭山家具业中的一些大企业均在越南、印尼、印度办有分厂，“我们担心的是，这些企业在外地的分厂一旦成熟，搬走也是早晚的事。”

　　而外资企业麇集的长安镇，年前共迁出100多家企业，多集中在制衣、制鞋和玩具等行业，基本上是台资、港资和其它外企。长安镇党委委员李冠洲说，估计今年还会有100多家迁出长安，这虽然与1600多家外企的规模相比算不了什么，但政府还是希望把五金模具等具有高附加值的企业留下来。

　　企业外迁多少会影响东莞？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说，影响东莞的不是企业迁多少，而是企业外迁的性质。如果是投资环境的恶化，现在迁出几家、几十家，将来可能会影响整个产业；如果是有计划、适量外迁，走上百家、上千家，也不会有多大影响。

　　数据之错位

　　协会说上万 政府说几百

　　数字都没错 背景更敏感

　　企业的游移与不安，政府的担心与矛盾，坊间和媒体的流传和报道，让企业外迁的话题更加“敏感”。从去年11月初至今年2月底，有关“珠三角企业大量倒闭外迁”的报道，记者注意到了几组不同时期的数据：

　　2007年11月初，亚洲鞋业协会数据：广东关闭的鞋企约有1000家；12月，行业人士分析：春节前后将会有近1.2万家员工在2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倒闭；2008年1月，香港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预言：未来两年珠三角8万家加工贸易型港企都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2月，《华尔街日报》援引香港工业总会预计说，珠三角6万至7万家港资工厂，今年将有10%停产……

　　记者发现，这些数据基本都来自“协会”、“相关人士”，并没有政府权威部门的调查。直到3月的两会期间，省长黄华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珠三角企业大量外迁不是事实，2007年珠三角外迁企业244家，但新进的企业7000多家。这算是官方的正面回应。

　　事实上，去年11月深圳官方就曾对外称“规模外迁”有误，但有关报道并未就此打住，反而愈演愈烈。当官方的最终数据是“外迁企业244家”时，媒体热炒已有近半年。

　　媒体的报道有误？

　　正在做珠三角产业转移专题研究的深圳社科院教授杨立勋说，媒体报道也许没错。他反问：深圳企业迁往东莞、惠州算不算外迁？东莞企业从一个镇迁往另一个镇算不算外迁？深圳从2005年至今平均一年吊销注销企业1万多家，广东省吊销注销外资企业年均也达4000多家，说珠三角关门倒闭上万家企业也没错。

　　但将这些数字放在两个“大背景”下，就敏感了。按国际惯例，加工贸易企业20年一个转移，近10万家加工贸易企业在珠三角生存了近30年该不该转？一直有争议；去年以来，国家对加工贸易政策收紧，加之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一系列“利空”消息确实让一些加工企业关门或外迁。但当正常的外迁放大到珠三角地区，当正常的企业注销与因成本上升而倒闭联在一起，“外迁”就成了媒体和徬徨中企业的热点。

　　杨立勋建议，在珠三角产业发生变化的“敏感时期”，应该有权威的部门用权威的数据和事实，及时告知社会和媒体。在珠三角产业转型时，政府应该建立产业应对报告机制。当某一具有全局影响意义的事件发生后，应立即组织调查并公布结果，这样既有益于企业作出客观理智的判断，也利于媒体作出客观全面的报道，更利于政府及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产业变革。

近年不会出现企业大量外迁情况

　　部分媒体一度热炒的“春节前后上万家港台企业撤离珠三角”并没有发生。近日，省外经贸厅、东莞市、深圳市宝安区等相关部门的调查显示：春节前后，珠三角中小企业撤离或倒闭的数量与往年相比没有太大异常。调查还预测：在3-5年内，只要国家外贸政策没有太大变动，企业大量外迁或倒闭的现象也不会发生。

　　本月19日，分管东莞外经贸工作的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肯定地说：东莞没有出现企业大量外迁或是倒闭，市内企业去、留、关的情况比较正常！

　　江凌的依据是：2007年东莞共关闭企业909家，搬迁企业88家，其中搬到市外的40家，市内搬迁的48家。关闭和搬迁的总共不到1000家，占目前东莞加工贸易企业的6%多一点，与30年来的历史对比并没有太大变化。据统计，从1978年到2007年，东莞共批出加工贸易企业37376家，到目前还在运作的15053家，累计终止22323家，如果说前10年“生死量”都不大的话，后20年平均也是每年1000家左右。

　　相同的判断也出现在加工企业比较集中的深圳市宝安区，该区贸工局相关负责人对记者称：2007年宝安区外迁企业149家，吊销注销企业392家，都属平均范围。

　　省外经贸厅专题调研组近期在珠三角各市的调研结果是：2007年全省吊销注销的外商投资企业3913家，比前两年少200-300家，外迁外商投资和来料加工企业仅244家，计划搬迁的28家。省外经贸厅副厅长钟健辉对本报记者说，珠三角少量中小企业搬迁转移的目的地，大部分集中在广东东西两翼和山区。

　　会不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或以后几年出现企业的大转移？宝安区的调查称，计划于未来5年向外搬迁的企业有31家。而最近东莞在港台企业中进行的一次调研显示，大部分企业在未来3-5年内不大可能离开东莞。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初期，深圳就有不少加工企业转移到东莞，后来东莞也曾有一批台资企业转移到长三角。江凌说，当时企业转移有区域成本上的考虑，但后来多是基于市场区域布局和上下游配套。

　　江凌也承认，从前两年开始，东莞确实有一些企业迁往越南、印尼等地，虽然这些国家在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比珠三角要低不少，但企业的综合成本如物流、配套等经常性成本，珠三角还占据大的优势，尤其对那些大企业而言。

　　据介绍，东莞和深圳宝安区倒闭外迁的企业大多是以港台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多集中在五金、玩具、制鞋、塑胶、服装等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加工贸易企业忙自救

　　处于这次“珠三角大量企业外迁”潮中的主角，是珠三角数万家加工贸易企业。东莞作为加工贸易企业最为集中的珠三角城市，在加工企业“去与留”之中感受最深。本报以东莞为考察对象，调查珠三角加工贸易企业在腾笼换鸟呼声中是否一换了之、转型有哪些利益之累。

　　腾笼换鸟不能一刀切

　　腾笼换鸟，是珠三角企业转移最形象的一种说法。然而，珠三角要腾的笼实在太大了：广东省加工贸易企业光港资就达4.3万家，出口量占广东出口总额的70%；加工贸易企业最为集中的东莞，1.2万家加工贸易企业占东莞工业总产值的80%。

　　东莞市分管外经贸的副市长江凌坦言， 如果把腾笼换鸟简单地理解为是把一些比较低附加价值的东西转出去，再换一些新的产业进来，操作上是有点问题。“如果企业觉得在东莞发展还有很好的条件，你让它腾出去它也不愿意干；而就东莞来说，如果腾出去，经济承受不了，东莞也不会腾出去。”

　　加工贸易企业20年一个转移，这是远至日本、韩国，近至台湾、香港的实践经验。“人家20年就转了，东莞30年转不了？”江凌说，因为东莞有广袤的内陆腹地，也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如果当时东莞是个孤岛，不说是30年，早在10年前就转走了！”

　　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加上口岸区位，是加工贸易企业落地的生态环境，现在土地和劳动力在珠三角渐成稀缺资源，加工贸易转移已成大势。然而当加工贸易转移走了，深圳有高新技术产业，广州有重工机械，佛山有家电陶瓷，东莞有什么？因此，东莞相关部门提出：腾笼换鸟对珠三角城市而言，不能一刀切。

　　前两年，东莞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去留往往促成转移。去年以来，当各种利空因素真的挤压这类企业在东莞的生存空间时，东莞的态度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从力促转移，到顺应市场，再到保留并促其变身。毕竟，东莞有16500家外资企业，其中大都从事外贸加工。

　　然而，企业的去留是看市场气候的，尤其是具有候鸟特性的加工企业。东莞能想留就留吗？

　　加工贸易企业忙自救

　　在走与不走之间，珠三角稍有实力的加工贸易企业选择自救。

　　“水都淹到鼻孔了，再不找块砖垫就活不下去了。”在东莞正圆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公司法人代表林震文一边泡茶，一边分析“三来一补”企业的现状。多重压力下，目前这些企业已经没有了成本利润，只有向管理要利润。

　　东莞正圆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是位于东莞大岭镇大沙管理区的一家台资企业，目前有员工400多人，主要制造和销售电子零器件。早在2002年3月，林震文就已在苏州投资3亿元，开始筹措正圆精密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最近，林震文又斥资2亿元，在上海建立第三家分公司。但对起家的东莞老厂，林说他既不打算关闭也不搬迁。

　　为提升效率，避免《劳动合同法》可能引发的诸多劳资纠纷，购置一些自动化的设备代替员工或减少用工，是目前珠三角一些实力外资企业自救的一种新趋势。

　　年前，林震文一直忙于将其东莞“三来一补”企业转为独资企业，开发新产品，做大陆市场。 从“三来一补”企业转为“三资”企业，不光是身份之变，更重要的是可以方便开拓国内市场和开展一般贸易，但同时也面临一般贸易所要交纳的比贴牌加工要高的税额。

　　从去年一直跟踪加工贸易企业转型的东莞市厚街镇外经办主任陈锦胜称，外贸加企业要开展内销业务，一般先稳定出口，再逐步扩大内销，如果不做出口直接转内销，风险太大。他说，根据一些外贸加工企业转内销的经验，一般是70%出口，30%转内销。

　　但陈锦胜话锋一转：其实加工企业性质怎么转并不是很重要，关键是品牌建立和技术提高。

　　3月14日下午，在华坚(鞋业)集团研发大楼，华坚品牌营销总监黄海涛说，华坚从贴牌生产，到前几年收购阿兰德龙、陈龙、卡夫卡品牌，但如何做也很难，今年集团把做品牌作为主导任务。

　　东莞市外经贸局副局长蔡康说，国家对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促使企业加快转型升级。东莞今年以来已有近700家“三来一补”企业转型为“三资企业”。

　　深圳市宝安区贸工局称：2007年宝安区“三来一补”企业的设立登记，已从2006年的101家降至38家；同年，“来料加工”企业有39家转为“三资企业”，这些转型企业在生产能力、厂房规模、生产合同及生产产品方面都有了较明显的扩大和改善。

　　港台企业组成珠三角加工贸易企业的主体，而港台企业的游移性也是有目共睹的。人们不禁要问：加工企业转型的自觉性到底有多大？

　　转型需中央政策支持

　　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加工贸易企业就地转型”是江凌不断重复的话题。

　　但怎么转？政府之手能伸多长？

　　在东莞市今年的两会上，东莞市市长李毓全提出东莞外经贸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大力实施加工贸易转型工程。

　　他说，突出外贸加工企业产品内销和企业研发两大重点，推动加工贸易从单纯加工制造逐步向研发、销售环节延伸。为此将政府努力的方向定在：探索设立奖励基金，构筑促进转型的服务中心和信息平台，组建口岸保税物流中心，建立企业内销快速通道，为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服务。

　　然而，加工贸易企业就地转型，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内销通道”涉及国家海关、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的政策，光东莞一市之力难以解决。

　　去年底，在以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为组长的中央调研组东莞座谈会上，李毓全直言，东莞发展到今天，得力于改革开放，但现在的压力，仍然需要中央政策的具体支持。

　　至于加工贸易企业的研发运营如何留在或迁至东莞，江凌的想法是：选准一个产业———IT，把它的制造主体留下来，延长研发和销售；对传统加工行业如制鞋、服装、家具、五金等，逐渐成为它们的运营中心和生产服务中心。

　　江凌透露，东莞将在台湾事务局设立专门的台资企业升级转型辅导中心，并承诺首次向台资企业开放每年10亿元的科技发展资金。

　　厚街镇是东莞市加工贸易企业转型的试点镇。“过去，引进企业是政绩；现在稳住企业、发展企业更是政绩。”这是厚街镇党委书记黎惠勤在全镇干部大会上放出的一句狠话。记者在厚街看到，来料加工企业原地不停产转型“三资”企业工作方案、加工贸易企业保证金担保工作方案等正在制定中。

　　国民淀粉化学有限公司属于世界500强联合利华的子公司，该公司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东莞虎门开办，李子青任该公司厂长有十几年光景。“生产成本的增加是企业转移所要考虑的，但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李子青坦言，外来企业的发展需要各个方面的配套。

　　“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拿出20多年前那种招商的服务精神。”江凌承认，从过去单一的加工制造演变成集研发、销售、运营的企业总部，不可能一两年完成，这个过程会相当长。好在东莞加工企业转型早在几年前已经开始，据称去年东莞涉及到内销的加工贸易企业已有3000多家，内销总额1500亿元。

　　但据记者了解，目前东莞市还没有形成一整套系统的加工贸易企业转型的具体操作方案。

　　多层利益格局要打破

　　对于20多年那场由东莞发起“村村点火、户口冒烟”的招商机制，至今还有争论。

　　东莞市经贸局副局长罗斌说，东莞模式和珠海模式(当时珠海将土地牢牢控制，而东莞则是全面放开)孰是孰非，今天难下定论，但东莞模式赚取了为自身华美转身的资本。面对中央调研组，东莞市市长李毓全也坦言：没有前面的来料加工，就没有今天创新的基础。

　　然而，市、镇、村“三驾马车”的招商体制，也同时给今天东莞的转身带来多层利益之累。

　　一家台资的“三来一补”企业要申请转为“三资”企业，镇政府相关部门要求它每年缴纳12万元的协作费。经多次接触后，终于把缴纳给地方政府的协作费砍了一半：6万元/年。

　　据悉，东莞各镇街在对“三来一补”转独资企业方面，并不持支持态度，因为“三来一补”企业所缴纳的外汇留成费用，可由市镇村三方分成，企业如转为独资，只有税了，没有费了。为了保证这一块的收入，一些镇村出此名头。

　　年前，曾风传东莞最大的一间鞋厂———高埗镇的裕元鞋厂将外迁，一时引起各方争议。高埗镇党委书记郭惠良只好出来辟谣：裕元鞋厂不会外移。

　　据郭惠良介绍，裕元鞋厂对高埗的税收贡献其实并不很大，因为部分税收在海关那里就已经征收。但该厂由于有数万员工，对高埗的财政、社会治安、居民出租等影响非常大。

　　东莞厚街镇的一组数据更能说明“三来一补”与当地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2007年，厚街镇23个村(社区)村组集体经营性收入112030万元，其中厂房物业租赁收入79935万元，占经营性总收入的比重高达71%。

　　厚街镇党委书记黎惠勤说：如果一部分企业迁走或倒闭，将对村组集体经济伤筋动骨。

　　但不走，就地转型，也同样影响当地居民的眼前利益：做总部经济，人员减少，税收上交，村民的利益又如何保证？最典型的是，东莞市政府前两年一直倡导企业入园，在各镇村迟迟未动。

　　在今年东莞市的两会上，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提出：今后东莞市镇、村两级财政由市财政直接负责，同时将社保等保障推向所有东莞的户籍人口。

　　可是，东莞市镇、村、居民多年形成的利益格局，在眼前还没走向绝境的情况下，市财政能一包了之？

信息来源：羊城晚报